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馬德興報道

當中國U20國青隊在北京時間昨天(3日)晚上結束的U20亞洲杯小組賽首場比賽中被日本隊以兩個爭議入球而逆轉時，或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就在這場比賽之前，亞足聯正式公布了新一個周期下屬專業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名單。不僅像競賽、裁判、技術等核心委員會與中國足協無關，更令人感慨的是，在總共16個專業委員會中，中國足協哪怕連一個副主席都沒份！可以說，中國足球已經完全、徹底地被亞洲足球“邊緣化”了！中國足球的“寒冬”或許才剛剛開始！

亞足聯3月3日公布了下屬16個常設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名單。

①巴林競選落敗乃先兆

今年2月1日在巴林召開的第33屆亞足聯全體代表大會上，亞足聯展開了全面換屆選舉，新一個周期(2023-2027年)的領導班子由此產生，包括有25人組成的亞足聯新一屆執委會。因中國足協的代表在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職位時落敗，導致新一屆亞足聯執委會中將第一次沒有中國足協的代表。當時，記者就曾撰文指出：“失去話語權，中國足球未來形勢嚴峻！”但是，沒有預料到的是，現實的形勢會比想象之中的更為惡劣。

巴林會議結束后，本報曾直言中國足球未來形勢嚴峻，結果一語成讖。

昨天(3日)，亞足聯正式公布了新一屆下屬常設委員會(AFC Standing Committees)的主席與副主席名單。這些委員會也就是國內通常所俗稱的“專業或專項委員會”，亞洲足球的重大事務首先由各專業委員會開會討論并提交給亞足聯執委會加內希審議，通過之后由亞足聯常設在吉隆坡的秘書處具體負責執行與落實。這其中，像競賽、裁判等委員會可以說是最為核心的委員會。

當中國男足國家隊在2001年十強賽中歷史性地拿到世界杯入場券時，大多數球迷都將功勞歸結于時任主教練米盧，并將其“神話”，但那個時期，中國足協副主席張吉龍已經開始擔任亞足聯的副主席，并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像2002年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的競賽方案就是由張吉龍親自敲定的，十強賽的分組抽簽原則也是張吉龍花了相當大的精力與心思研究出來，并提交亞足聯執委會最終通過的；而時任亞足聯裁判委員會副主席則是當時中國足協裁判部的部長，且被認為是時任亞足聯裁判委員會主席、敘利亞人布佐將軍的接班人。

某種程度上，中國男足國家隊能夠歷史性地拿到世界杯入場券，幾乎可以說是由亞足聯的“保駕護航”才得以完成的。自那以后，中國足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中國足協的“內耗”與“人禍”，讓中國足球開始在亞足聯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時隔20多年之后的今天，對照一下新一屆亞足聯常設委員會中的主席與副主席名單，或許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國足球緣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越南足協主席陳國俊(中)繼續擔任競賽委員會主席。

②無中國人牽頭委員會

按照亞足聯章程相關規定，亞足聯下屬16個常設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必須是在亞足聯執委會中任職之人，包括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的人員。由于中國足協無人能夠在亞足聯執委會中任職，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人擔任下屬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于是，幾個所謂的核心委員會中要職也就不可能與中國足協或中國足球發生關系。

按照亞足聯昨天所公布的各常設委員會的最新主席或副主席名單，擔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的依然是越南足協主席陳國俊。這位自2011年起就已經進入亞足聯執委會的越南人在上一個周期(即2019至2023年)中就擔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在亞足聯的競賽方案改革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諸如亞冠聯賽的擴軍、亞洲杯賽的擴軍，從2024-25賽季開始亞足聯俱樂部賽事的大調整、由目前的亞冠聯賽與亞足聯杯賽調整為三級賽事，等等。應該說是深受亞足聯主席薩爾曼的信任，也正因為此，繼續擔任競賽委員會主席一職。

想當年，中國人擔任該委員會主席時，中國男足國家隊在世界杯預選賽十強賽中出線、在亞洲杯賽上殺入決賽，中國足球恐怕不能說與此無關。而當越南國家隊在上屆世預賽12強賽中利用主場擊敗中國隊時，難道僅僅只是因為中國男足的整體實力與水平下滑之故？足球，或者說足球世界里，恐怕并不僅僅只是“硬實力”那么簡單！

卡塔爾職業聯賽委員會CEO漢尼將擔任裁判委員會主席。

上一個四年周期中，亞足聯裁判委員會主席是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黨委書記兼副主席杜兆才，副主席則是來自卡塔爾足協的漢尼。但因為杜兆才此番巴林競選失敗，新周期中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的將是卡塔爾的漢尼，也就是由副變正。實際上，在亞洲裁判事務方面，漢尼才是真正的“操盤手”，而且在上一個周期中還是國際足聯下屬裁判委員會的副主席。當卡塔爾裁判賈西姆在去年卡塔爾世界杯賽期間僅僅執法了小組賽之后，最終能夠主裁第三四名決賽，這其中固然有東道主的因素，但漢尼在幕后的斡旋同樣功不可沒。相比之下，以馬寧為首的中國裁判組時隔20年之后重新出現在世界杯賽場上，但最終只是連續擔任四官，這其中的情況其實只能用“懂的人都懂”來描繪。除了漢尼擔任主席之外，目前擔任烏茲別克足協第一副主席、前著名金哨伊爾馬托夫任裁判委員會的副主席。

此外，日本足協主席田島幸三、伊拉克足協主席德里賈爾分別出任亞足聯下屬技術委員會主席與副主席，前者曾是日本國腳出身，后者則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伊拉克著名國腳，專門負責足球專業性較強的技術事務，也算是“名正言順”、合情合理。

馬來西亞足協主席哈米丁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現任亞足聯主席薩爾曼的緊隨者，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的菲律賓足協主席阿拉內塔此番在2月1日的亞足聯代表大會后首次召開的亞足聯執委會上，就被任命為“亞足聯亞洲杯組委會(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Asian Cup)主席”，將與卡塔爾當地組委會全面負責亞洲杯賽的籌備工作。而在今年2月1日巴林會議期間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的馬來西亞足協主席哈米丁則接替了阿拉內塔的職務，出任亞足聯下屬財務委員會主席一職，負責幫薩爾曼看管“錢袋子”。

和中國足協一樣，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在今年2月1日的巴林會議期間同樣再一次落選了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但韓國足壇的標志性人物樸智星此番被任命為“亞足聯下屬職業足球特別工作小組”負責人，負責亞洲職業足球的發展事務，這雖然不是什么核心委員會，但至少也是亞足聯對韓國足球的一種認可與尊重。

回過頭再對照一下中國足球，或許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為什么說“中國足球的‘寒冬’其實才剛剛開始”了。

③中國足球要過“苦日子”

中國足球在新一個周期中，無人能夠在亞足聯核心委員會中擔任要職，當然并不意味著中國足協將無人進入到亞足聯下屬常設委員會中擔任委員。亞足聯從“照顧”下屬各會員協會的角度出發，總是會在16個常設委員會中安排所有47個會員協會推薦的人員在其中任職。

譬如，亞足聯可能會安排中國足協競賽部的人進入到競賽委員會中去擔任一個委員；中國足協也會推薦類似像孫雯這樣的人物去亞足聯女子委員會中任職，因為女子委員會必須全部是由女性任職；也有可能會推薦某位專業教練去亞足聯技術委員會中任職；等等。但是，擔任下屬常設委員會中的委員與擔任常設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委員一般每年至少參加兩次會議，而且更像是“走過場”，在實質性事務上基本只是到會議現場才了解個大概，而先前如何出臺、如何擬定等等，基本不參與。

也正因為此，對接下來的中國足球而言，未來亞洲足壇的重大事務不僅沒有“發言權”，而且想要發展恐怕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國際大環境與局勢。在新一輪反腐行動之后，外界都在額手相慶，滿以為中國足球即將迎來真正的“春天”。但是，愿望是一回事、現實則是另一回事。由于這一輪反腐距離上一次反賭掃黑時隔才1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足球在當下的亞洲足壇基本可以說“已經完全沒有了形象”。說得好聽些，是“沒有了朋友”；說得難聽些，恐怕也就無需再提了。

就像這次U20亞洲杯賽是亞洲足壇新一個周期開始之后進行的第一項洲際大賽，所有參加執法工作的裁判，沒有一人來自中國足協；裁判監督、比賽監督也是沒有一位來自中國。盡管中國U20國青隊現身了，但因為本身水平不高，在第一場比賽中所遭受的“待遇”某種程度上已經很說明問題了。盡管我們可以進一步“自貶”，就目前中國足球的水平，“活該輸球”，但接下來，中國足球在對外活動與交流中，“受氣”、“受苦”恐怕將會是一種常態。這方面，我們恐怕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