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趙偉侖

2019-20賽季僅僅開始兩周，就已經有三名球員因違反聯盟禁藥條例被處以25場禁賽：八月下旬，籃網球員威爾森·錢德勒的伊帕莫瑞林檢測結果為陽性；10月下旬，太陽中鋒艾頓的利尿劑檢測呈陽性；11月6日，老鷹內線約翰·科林斯在生長激素釋放肽-2檢測中呈現陽性。

在體育界，職業運動員被檢測出使用提高成績的違禁藥物，其實不算什么新鮮事，但以如此高的頻率出現在NBA還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在NBA歷史上，同一個賽季里禁藥檢測呈陽性的球員不超過兩名。過去十多年里，只有8名球員的藥物檢測呈陽性，這個數字與聯盟450名球員的總樣本相比微乎其微。過去兩個賽季，也只有米克斯和諾阿在檢測中呈陽性結果。可本賽季已經出現三例，而常規賽才剛剛開始。

使用違禁藥品的球員多了？

您可能會問：為什么本賽季一下查出這么多違反聯盟禁藥規定的球員。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違禁藥品有什么作用，球員為什么要使用它？

錢德勒被檢測出的伊帕莫瑞林是一種生長激素，有助于減少體內脂肪并實現增肌；艾頓使用的利尿劑可以幫助人體增加排尿，但之所以被聯盟禁止，是因為利尿劑經常被用來迅速排出體內的興奮劑，以此規避檢查；至于科林斯被檢測出的生長激素釋放肽-2，對增加食物攝入量有促進作用。

在了解運動員的動機之后，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球員使用違禁藥品從未不是個例，也不是本賽季突然涌現的。事實上，違禁藥品一直是大部分球員的“必備物”。早在2011年，德里克·羅斯就曾對“NBA球員使用提高成績的違禁藥物的情況”進行過打分，數字1到10分別為不同的等級，最終羅斯給出的數字是“7”，他的解釋是：“比率是巨大的，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一個人不應該比另一個人擁有如此大的優勢。”

2017年，前掘金主帥喬治·卡爾在自傳《憤怒的喬治》中同樣提到違禁藥物在NBA的使用情況。他在書中寫到：“我們總是吹噓我們擁有一個比NFL和MLB更嚴密的藥物檢查體系，但我們仍然存在毒品問題，盡管和30年前的情況不太相同。我指的是提升成績的違禁藥物，比如類固醇、人類生長激素等。毋庸置疑，有一些球員正在使用興奮劑。有些人年齡增大，可身材是如何又纖瘦又健康的？他們是如何那么快就從傷病中恢復的？他們為什么休賽期去德國？我懷疑他們不是為了嘗一口德國酸菜。”

卡爾接下來解釋了上述的一系列問號：“更有可能是因為歐洲有最新的、難以被檢測出來的藥物。很不幸的一點是，藥物測試似乎總是比掩藏藥物的手段慢了幾步。蘭斯·阿姆斯特朗從未在藥物測試中失敗過。我們希望最好的運動員取得成功，而不是讓那個最大、最有錢的騙子雇傭最好的科學家。”

聯盟的違禁檢測更頻繁了？

既然運動員使用禁藥的頻率沒有陡然增加，那么本賽季高頻次曝出這樣的丑聞，是否和聯盟的審查機制有關？是不是NBA對違禁藥物的檢測比以往更嚴格、頻繁了？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根據目前執行的勞資協議，聯盟的藥物檢測依舊是老規定：每一名球員休賽期最多接受2次檢測，賽季期間最多4次。另外，聯盟藥物檢測的總次數也有明確的限制：一年內不得超過1525次，休賽期為600次。

而且，藥物檢測的過程也有“復審”的環節。運動員的檢測樣本會被分為“A”和“B”兩個測試，如果“A”的結果呈陽性，球員可以請求將“B”發送至另一個實驗室進行第二次檢測。同樣，如果球員拒絕接受檢測或者試圖作弊，那么這種行為將等同于測試結果為陽性。

不過，檢查結果呈陽性并不意味著球員一定會遭到處罰。看到這句話，您一定會非常疑惑，明明是陽性為什么不做處理？2005年，當時NBA的醫務主管勞埃德·巴克斯曾經表示，過去六年聯盟共查獲了23名球員服用違禁藥物，但最終遭到處罰的只有3人。NBA在違禁藥物檢測方面的“寬松”，也曾遭到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批評。2012年，世界反興奮劑組織負責人大衛·哈曼就表達過NBA在反興奮劑工作上的遲緩。

本賽季，NBA在使用違禁藥物的處理上接二連三做出處罰，不僅是在向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標準靠攏，更是給所有球員發出一份警示：無論老將還是新人，你都必須接受聯盟的檢查。NBA對違禁藥物“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