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改革發展，一是要從行業管理向社會管理轉變，二是要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認為動用行政的力量就能在短期內完善中國足球體制、提升中國足球水平，不是出于狂妄，就是出于無知。

＊足球改革動了中國足協的奶酪，同時也給予新的奶酪，或者讓其可以放手制作更多、更新鮮的奶酪。

＊你把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職業管理人、最好的足球教練請來，依然難以改變國足在亞洲二流甚至三流的現狀

一年多前，筆者曾參加國務院高層舉辦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草案征求意見座談會。因到會后只有半小時看文件，不及細想，只粗略談了對草案的幾點個人看法。

印象較深的筆者當時建議，應該在方案中加入“在足球改革發展進程中，要注重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內容。但在最終公布的方案中，并沒有類似表述。不過，在昆明剛剛結束的足協會員大會上，無論從蔡振華的講話還是張劍的報告中，“社會治理”的印跡仍不難尋覓。

社會治理含有“社會”和“治理”兩個因子。我認為，中國足球改革發展，一是要從行業管理向社會管理轉變，二是要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含義和境界卻大不相同。

其差別有三：一是“社會管理”在實踐中往往被理解為無所不包，涵蓋的領域過于寬泛；“社會治理”則聚焦于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健全公共服務體系等。二是“社會治理”相比于“社會管理”，更突出地強調鼓勵和支持各方面的參與，平衡各方面的權責，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而不僅僅是政府的管控。三是“社會治理”更加強調制度建設，特別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簡而言之，社會治理體系就是要研究和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權責范疇和合作方式。

具體到足球層面，“政府”這個層面是指中央政府、國家體育總局、發改委以及公安、工商、教育、稅務等政府部門，牽涉到足球領域的統領性組織為“國務院足球改革發展部際聯席會議”；“社會”這個層面主要指變身為社團法人的新中國足協以及以普及、開展足球為己任的社會足球組織、業余俱樂部和球迷組織；“市場”則指足協公司、各俱樂部和萬達、阿里、樂視、騰訊、體奧動力等投資足球的商業公司及其開展的市場運行。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在足球領域，意味著政府發號施令、壟斷資源的時代已經終結。政府、社會和市場重新定位，各有權責。彼此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更不能相互替代。唯有如此，作為社會系統工程的足球，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發展。

十八大之所以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強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恰恰體現了這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的短板，足球更不例外。因此，中國足球整體的改革發展要“功成不必在我”，播種在今日，收獲在明天，中間要有很長的磨合期、適應期甚至陣痛期。認為動用行政的力量就能在短期內完善中國足球體制、提升中國足球水平，不是出于狂妄，就是出于無知。

最近一年多，我經常講，“中國社會怎么樣，中國足球就怎么樣”。足球是社會的縮影。你不能要求一個多少還存有誠信缺失、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和監管體系尚未成熟、體育和教育體制隔離、足球傳統和足球文化基礎并牢固的當今中國社會，在短時期內拔地而起一個成熟、完善的足球體系。所以，中國足球的改革，不僅僅是足球行業的改革，也是足球社會的改革。

當然，作為國內唯一統領足球事務的社團組織，中國足協的體制改革最為關鍵，甚至可謂左右著改革的成敗。目前，從中國足協到地方足協，多少還有些觀望的心態。新任足協副主席、這一輪中國足球改革的操盤手李毓毅在昆明會員大會上就直指改革的關鍵是“改變觀念”，要從“行政依賴”轉向“社會依賴”和“市場依賴”。

我不愿過多指責足協工作人員。在我國社團管理極不完善的前提下，甚至全社會在政府和市場夾逼下并無社團運行空間的背景下，你讓一個實際享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變身為社團法人，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可想而知。但我想同時指出的是，中國足協體制改革遇到了千載難逢的良機，這一步早晚要邁出去，晚走不如早走。也許開始幾步還不如現在躺在行政襁褓中來得舒服，但如果為圖安穩而不愿變革，你就永遠只能躺在襁褓中，中國足球一萬年也不可能脫胎換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認為足球體制改革必然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此話不假，但不夠全面。應該說，足球改革動了中國足協的奶酪，同時也給予新的奶酪，或者讓其可以放手制作更多、更新鮮的奶酪。足改方案中賦予新中國足協財務權、人事權、外事權、規劃權、機構設置權，無疑給予了中國足協乃至地方足協更大的運作空間。如果只看到了消失的權力，無意忽視或故意忽視新增的權力，那只能是耍流氓。

在昆明足協會員大會上，佩蘭的去留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在國足已基本無緣俄羅斯世界杯之際，媒體和公眾更換佩蘭甚至足協主席的呼聲漸高。國足是中國足球的旗幟和晴雨表，關注國足是媒體和球迷的本能。但是，國家隊成績的好壞并不是目前中國足球改革的重點。對于新一屆中國足協來說，甚至對于全社會來說，現在是“還債期”，為我們幾十年來違背足球發展規律、缺乏足球場地、忽視后備人才培養、疏于足球文化建設而“還債”。在目前的足球基礎上，你把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職業管理人、最好的足球教練請來，依然難以改變國足在亞洲二流甚至三流的現狀。如果僅僅因為國足成績不佳而貿然更換足協管理層，實際上正是“豪賭國家隊”觀念的體現。“豪賭國家隊”，曾經害了中國幾十年。我們不應該再任其惡性循環。

抓好國家隊，當然是中國足協的重要任務，但不是主要任務，更不是唯一任務。因此，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足改方案提到的改革措施是否落實到位，比如中國足協體制改革是不是動真格了，發改委、公安、教育、工商等部門是不是啟動了足球配套改革，足球場地建設是否列入了各地城鎮建設規劃，踢足球的孩子是不是確實增多了，足球文化、足球誠信建設是否提上了議事日程等。

集中全部精力抓國家隊建設，反而越抓越抓不好，這已為過去二十年的實踐所證明。反之，在抓好國家隊的同時，騰出更多的精力抓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抓足球管理體制的改革，抓足球基礎和足球文化的建設，在未來十幾年、二十幾年中，國足成績反而有可能得到提升。這是一個悖論。要破解這個悖論，需要中國足球界乃至中國社會的勇氣和智慧！